好几年前在深圳住了三年。每天跑来跑去看到的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没有中年人和老人，感觉有些怪异。后来去了上海，顿时感到生物圈丰富了，街上的人从八岁到八十岁，各个年龄层都有。擦着拄拐杖颤巍巍也要上街的八十岁老太身边而过的是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的四十岁的中年人，旁边还有个骑了电动摩托的六十岁的大叔正接了放学的小孙女，杂着其他人一起在等红绿灯，怀着心事素着脸沉默的妇人其实才刚三十岁，外卖小哥蓬着头从怀里掏出手机翻看信息。
那以后我开始渐渐觉得城市也有自己的年龄。现在的深圳像是三十几岁，没那么明亮了，但也是盛年。上海，更像是不再轻易诉说心事的四十岁。
印尼雅加达像是十九、二十岁的少年，明亮、锐利、躁动，任何时候看到的都是少年。吉隆坡像是快要三十岁的青年，开始慢慢变得稳重。一路北上到达槟城，我们像是回到六十岁人的膝下，听一些不知是今是古的故事。
到达的时候已是半夜，新修的长桥迤逦着照亮了海面，新城里蓝的紫的激光灯摇曳着照亮了高楼的轮廓，住宅楼的底下几层都是停车场，里面密密麻麻停满了车子。
出租车飞奔着将我们送到了旧城。旧城街道都窄窄的。这个钟点，到处的窗户里都黑黢黢的，路灯昏黄，周围安静的能听见呼吸，整个旧城像是睡过去了一样。
槟城据说是以食物出名。凌晨两点我们在街上找到了一家面摊，一对老夫妻在推车后面忙活，没有空桌子，一个斯文男子独享一张圆桌，招呼一番我们也就坐下了。我要了汤稞条，一直觉得稞条其实就是扁米粉。清汤很鲜，有葱油的香味，稞条光滑软糯，慰籍长途旅人的胃。
突然，一个马来人驾着辆普通的踏板摩托突突突响着从一条小巷里窜出来。发动机很可能被改装过，此人雄踞在轰鸣得犹如乡间拖拉机一般的小踏板上，震颤着一溜烟的跑掉了。我正好瞥见斯文男子皱紧了眉头，但仍然安静的低头吃面。两分钟不到，马来人突突突的飙回来然后又绕一圈。这次斯文男子停下了筷子，非常不悦的看着那人远去的背影。我暗自发笑。
白天阳光炙烈 ，天蓝得耀眼。这旧城街道两旁的房子一律面朝马路，一幢幢挤挤挨挨，有殖民地风格的，有印度风格的，有简简单单就是一个水泥盒子的，多半都两三层，底层通常是铁栅门。房子外壁多数斑驳、剥落，灰扑扑的立在炙烈的阳光里，街上也没什么树，行人都走在底楼空出来的门廊里，街角食肆用来遮挡阳光的篷布也都泛灰泛白。除了亮的耀眼的阳光，一切都仿佛模糊的，斑驳的，软软的，又仿佛脆的，手一触碰就会碎掉的。
旧城靠近海的地方有一些旧码头，据说一开始华人都聚集在那里，渐渐的一个码头就被来自同一个家族的人所控制。同族的人在码头周围搭建房子，繁衍生息，因此一个码头就像一个宗族村，入口都有一座家族祠堂。走去旧码头的路上，意外的看见了两个还在营业的铁匠铺。门口堆放着各种铁器具，稍往里就是个巨大的炉子，炉膛里火烧的通红，一个大概五十许的男人从炉膛里拈出一块黑红的东西，放在砧板上一顿猛锤，火星四溅，几步外站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看着微笑着不住点头。铺子门口上方横挂着块木板，楷体字秀气的自左向右，竖排写着船钉刀具等等。船钉？！我愣愣的想着木船都没有了，还要船钉干嘛？一时间恨不得跟铁匠订上三斤船钉当古董存起来。男友流着口水问我，你说他打的菜刀会不会格外好用。我回过神来回答他只怕我们上不了飞机。
我们去的那个码头属周姓家族。祠堂门口有一棵弯弯曲曲的老树，树枝上挂了一些红布条。祠堂里供奉的雕像看不分明，香炉巨大，香火甚为旺盛。不知这周姓家族是来自福建还是海南还是广东广西，不是同乡更非同族，不知礼数不便进祠堂，我们就站在空地上，看了看透过老树弯曲枝条洒下的阳光。
这一整个村都像是浮在空中。他们将塑料质地的涂料桶一只一只垒起来立在海边的滩涂泥地上，再在桶里注上水泥，这就成了支撑地基的桩子，然后在这样的一根根桩子上纵横铺上木板，再在木板上建起铁皮或者木板条的房子，一条直通通的木板路从旧城大路边一直通到码头，除了这条木板路是确切的公共空间外，其他房前屋后弯弯曲曲的小路很难说是某家的后院还是邻居间互借方便的走道。房子与房子的空隙间总能看见大海，空气咸腥，海水一波波拍进水泥桩之间的滩涂地。有的人家种了许多绿植，看起来干净又明亮。木板路两旁的人家基本上都把前厅变成了小卖部，贩卖花花绿绿的旅游纪念品。我们穿过村子，一路走到码头，一对新人正在拍婚纱照，海风吹起新娘的白色裙裾，码头前面的海空空荡荡。
槟城聚集了印度人，马来人，印尼人和华人。英国人开拓到哪里就会把印度人带到哪里。我们在槟城的小印度吃了纯正的印度咖喱，又在躲雨的时候，吃到了父子两代相传的印度甜品，其实只是街角一个推车。但对面茶餐厅笑眯眯的华人老板告诉我们说甜品非常有名，爸爸已经不做了，交给英俊腼腆的儿子做，如果不是下雨，来吃甜品的人早就排队排过了街角。我们就冒雨冲过了马路，在空阔高大然而破旧的门廊里找了个看不出原来颜色的塑料圆凳坐下，叫了一份甜品，捧在手里吃完了。雨季的天空灰色的也很明亮，雨水清新，甜品果然很好吃。
每天午后都会准时下一场大雨。躲雨的时候我们在两座房子之间的夹道里享用了浓烈的黑咖啡以及又热又香的椰酱吐司，总共才不到十块钱。我总分不清这经营咖啡座的是印尼穆斯林还是马来穆斯林。老头儿胡子一大把，戴着小圆帽，非常和气。我们总共去了两次，每次里面都坐满了身穿长袍戴小圆帽的男人们在气氛热烈的谈天。在那个咖啡座里我从没有遇到过一个女人，总疑心这个咖啡座是不是只有男人才会来。
一天晚上，我们误入一条热闹的食街，每一间店铺的招牌都是中文，都有汕头街三个字。我们找了家肠粉店坐下来，又是和人拼桌。同座的是对夫妻，太太胖胖的，皮肤细腻，笑容灿烂。她向我们说了一通，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于是她换了英语和我讲话。她说她家祖上来自Hoking(福建)，原来她刚才讲的就是福建话啊，据说福建话保留了许多古音，因此才特别难懂。他们吃完先走了。我看见先生骑着摩托车载着太太，突然又停下来，太太跳下来，少女般跑去一家摊位前买甜点去了。
如果说槟城有一个地方可以同时见到吃的心满意足的印尼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那一定是国际饭店的Nasi Padang. 这家国际饭店其实一栋淡绿色破旧的三层旧旅馆，楼下大厅就是午餐时间挤满了印尼人、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的餐厅。Nasi Padang是印尼的一种就餐形式，可以将它想像成自助餐。好的Nasi Padang供应的菜肴非常丰盛，有煎炸类的，有蔬菜，有汤，有炖煮的肉菜，味道可清淡可浓郁，主食只有米饭。客人拿好米饭后去餐台那里自己舀取中意的菜肴，然后跑堂根据选取的菜肴计算价格。
当时正值中午，人群挤挤挨挨。菜肴丰盛，我咽了好多口水，在食量和欲望之间反复权衡，最后拿了番茄汁炖豆腐，酸竹笋配绿咖喱，以及另外两道叫不出名字的菜。许多人都站在走道里等座位。我们运气很好，找到了一张空桌子。像是华人的办公室职员们胸前还挂着名牌，热烈的聊天排队等着打包。旁边穿着纱丽的印度妈妈带着孩子们来吃午饭。后面两个戴着小黑帽子英俊的印尼人谈笑风生，吃的飞快。一桌马来人吃完离开了，桌上的空盘子里堆满了鱼骨头。跑堂的是华人，开朗热情，不要我说就知道我点的冰红茶默认是不放糖的，看来中国人确实不耐糖，无论来自哪里。这地方只供应午餐。我们毫不犹豫的把剩下几天的午餐时光全部都花在了这里，真的美味！实现了世界大同的国际饭店的Nasi Padang！
在我去过的每一家食肆里忙碌张罗的几乎都是平均年龄六十岁的人们。在那里时，我时常嘀咕槟城的古旧，灰扑扑，一种仿佛掉进老人岛的感觉。现在，离开了那里，回到盛装而沉默的，仿佛四十岁中年人般的上海，我反而想念那里老人们旺盛的生命活力，和缓缓流动然而永不停歇的生活。
